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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3年前她买车时拉着我的手掉泪，说车贷压力大，求我先帮着还：“等年底宽裕了，一定还你。”

  挂断电线号的自动转账提醒，想起过去3年她朋友圈里晒的新车、旅行和名牌包。

  苏雨桐深吸了一口气，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平静些，尽管她的心脏已经跳得快要从胸腔里蹦出来了。

  “我上个月体检，查出来卵巢有个囊肿，医生说得尽快手术，上海的医疗条件更好一些，我预约了中山医院的专家门诊。”

  “医生说是个微创小手术，住院大概三到五天就能出院，不算太严重，但需要立即处理。”

  苏雨桐顿了顿，感觉喉咙有些发干，她舔了舔嘴唇，终于说出了那个在心里反复排练了许多遍的请求。

  “姐姐，手术前医生要求提前三天到上海做各项检查，我想……能不能在你家里借住三天？就三天，做完检查我就去医院办住院，绝不会太打扰你们的生活。”

  说完这句话，苏雨桐感觉自己的掌心已经沁出了细密的汗珠，她紧紧握着手机，仿佛那是唯一的救命稻草，等待着姐姐的回应。

  电话那头的背景音里，孩子的哭闹声变得更大了，还夹杂着苏晓梅不耐烦的呵斥声，听起来有些刺耳。

  然后是急促的脚步声，听起来像是苏晓梅拿着手机走到了另一个相对安静的房间。

  苏晓梅的声音压低了一些，但那种刻意反映出来的为难感还是透过听筒清晰地传了过来，让苏雨桐的心一点点往下沉。

  “你姐夫他妈妈从老家过来了，现在住在客房里，家里本来就挤，你再来真的没地方睡了，总不能让你睡地板吧？”

  苏雨桐的嘴唇抿成了一条直线，她记得很清楚，姐姐家是三室两厅的房子，有主卧、儿童房，还有一间布置得挺温馨的客房。

  苏晓梅迅速打断了她的话，语气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肯定，仿佛在陈述一个早已定论的事实。

  “婆婆是上周突然来的，说要住上一阵子，我也没办法呀，老人家大老远从农村过来，总不能让她去住酒店吧？那样你姐夫脸上也不好看。”

  苏雨桐没有说话，她想起四个月前和姐姐视频时，姐姐还特意拿着手机带她“云参观”了那间客房。

  那时候客房里只有一张铺着米色床单的床和一个原木色的衣柜，干净整洁，姐姐当时还笑着说：“雨桐你何时来上海玩，就住这间，姐姐给你把被子都晒得香香的。”

  苏雨桐的声音越来越小，连她自己都能听出那种卑微的恳求意味，这让她感到一阵难堪。

  “就三天，我保证不影响你们的正常生活，我早出晚归去医院，就是晚上需要个地方睡觉而已，沙发也挺软的。”

  “你可是要去做手术的人，术前必须休息好，睡沙发多不舒服啊，万一没休息好把身体搞得更差了怎么办？”

  “再说了，你姐夫他睡眠特别浅，客厅有点动静就醒，他第二天还要早起上班呢，休息不好可不行，他们公司最近在裁员，压力大得很。”

  苏雨桐的手指无意识地掐进了掌心里，轻微的刺痛感让她保持着最后一点清醒，不至于在电话里失态。

  “姐姐，上海的酒店价格不便宜，我查过了，医院附近的快捷酒店一天都要四百多，三天下来就要一千二了。”

  “我这次手术的钱都是自己一点点攒出来的，医保报销比例也不高，能省一点是一点，所以才想着……”

  苏晓梅的语气突然变得语重心长，像极了她们母亲生前教训人时的样子，这让苏雨桐的心脏猛地抽痛了一下。

  “钱这样的一个东西，该花就得花，身体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？住酒店虽然贵点，但是方便呀，你想何时休息就何时休息，想吃什么就叫外卖，多自在。”

  “我们家你也知道，你姐夫他妈做饭口味特别重，油大盐多，你肯定吃不惯，孩子又闹腾得很，你住这里反而休息不好，不利于恢复。”

  “要不这样，姐姐帮你看看有没有便宜点的民宿？我听说有些日租房挺划算的，就在医院附近，走路就能到。”

  苏雨桐闭上了眼睛，她感觉胸腔里有啥东西在一点点碎裂，发出细微的、只有她自己能听见的声音，那是她对亲情最后的一点期待。

  那时候苏晓梅拉着她的手，眼眶红红地说：“雨桐，姐姐家里条件你也知道，你姐夫工资不高，孩子又要上幼儿园，这车贷一个月三千五，真是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。”

  “你一个人在广州挣得多，能不能先帮姐姐还一段时间？等我们经济缓过来了，一定连本带利还给你。”

  “咱们是亲姐妹，妈走得早，这世上就咱们俩最亲了，你不帮姐姐，姐姐还能指望谁啊？”

  她看着姐姐哀求的眼神，想起母亲临终前握着她们俩的手说的那句话：“你们姐妹俩以后要互相照顾，妈妈就放心了。”

  去年冬天她得了重感冒，高烧到三十九度五，一个人摇摇晃晃地去医院打点滴，医药费花了近三千块。

  半年前房东突然要卖房，她不得不紧急找房子搬家，押二付一再加上中介费，一下子要交四万多，她卡里的钱不够，最后还是找关系好的同事借了一万才凑齐。

  她总是觉得，姐姐在上海带着孩子不容易，自己既然答应了帮忙，就要信守承诺，不能给姐姐添麻烦。

  可是现在，当她真的需要帮助的时候，得到的却是这样一番推三阻四、满是借口的说辞，这让她感到一种彻骨的寒冷。

  苏雨桐重新开口，声音平静得让她自己都感到陌生，仿佛刚才那个卑微恳求的人不是她。

  “我就问最后一遍，能不能在你家住三天？我真的只需要一个晚上睡觉的地方，不会给你们添任何麻烦。”

  电话那头传来一声长长的叹息，充满了无奈和为难，仿佛提出无理要求的人反而是苏雨桐。

  “家里真的没地方了，我要是有办法，能不让你来住吗？咱们可是亲姐妹啊，血浓于水，姐姐怎么会故意不帮你呢？”

  这三个字像针一样扎在苏雨桐的心上，带来尖锐而持续的疼痛，比她即将面对的手术刀更让她难以承受。

  “你手术要用钱，手头要是紧的话，车贷的事……姐姐再想想别的办法？总不能耽误你治病。”

  姐姐是在提醒她：车贷该还了，别因为手术就把这事忘了，我们家还指望着你这笔钱呢。

  苏雨桐听见自己的声音在说，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，就像在陈述一个与己无关的事实。

  苏晓梅的语气立刻轻松起来，甚至带上了几分愉悦的笑意，透过听筒清晰地传来。

  “姐姐就知道你最懂事了，从小到大都没让姐姐操过心，那你到了上海给姐姐打个电话，姐姐请你吃饭，咱们姐妹也好久没见了。”

  “对了，手术那天需要姐姐去医院吗？你姐夫要上班，孩子我也走不开，不过你要是实在需要人陪护，姐姐想想办法……”

  苏雨桐握着早已发烫的手机，保持着同一个姿势，在客厅中央站了很久，久到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。

  广州的晚高峰开始了，楼下的街道上车流如织，鸣笛声、引擎声、行人的喧嚣声交织在一起，汇成这座城市特有的背景音。

  但这个小小的出租屋里却很安静，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，听见心脏在胸腔里缓慢而沉重地跳动，每一下都带着清晰的痛感。

  高楼林立，霓虹闪烁，每一个亮着灯的窗户后面，都是一个家庭，一段故事，一种她可能永远也没办法真正拥有的归属感。

  姐姐结婚嫁到上海后，她们之间的联系慢慢的变少，从最初每周一次视频通话，到一个月一次，再到后来只有过年过节才会例行公事般地打个电话。

  那三天里，姐姐念叨得最多的是“孩子奶粉钱贵”“早教班学费涨了”“你姐夫公司效益不好”，明里暗里都在说日子过得紧巴巴。

  所以她主动提出：“姐姐，以后每个月我给你们转点钱吧，就当是给外甥的压岁钱，也算我的一点心意。”

  姐姐当时推辞了几下，说了些“这怎么好意思”“你也不容易”的客气话，然后便欣然接受了。

  第二个月姐姐在电话里叹气：“雨桐，孩子报了乐高课，一个月又要多花两千块，真是压力大。”

  姐姐打电话来，语气兴奋地描述车子多大气，空间多大，开出去多有面子，接送孩子多方便。

  然后话锋一转，声音里带上了哭腔：“就是月供压力太大了，雨桐，你能不能先帮姐姐还一段时间？等年底你姐夫发了年终奖，我们就自己还，不会一直拖累你的。”

  这期间姐姐的朋友圈里，时常晒出新车的照片，背景不是郊野公园就是高档商场。

  周末自驾游，带孩子去迪士尼，去网红餐厅打卡，车总是停在最显眼的位置，拍照时特意露出那个醒目的车标。

  母亲临终前，拉着她和姐姐的手，瘦得只剩骨头的手指却异常有力地紧紧握着她们，仿佛要将最后一点生命力传递给她们。

  当时姐姐哭得撕心裂肺，抱着母亲不断重复：“妈妈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照顾好雨桐的，我有一口吃的，就不会饿着她，我保证。”

  那些曾经真挚的承诺，好像也跟着母亲一起，被时光埋进了记忆的黄土里，再也寻不回当初的温度。

  苏雨桐深吸一口气，努力将眼眶里的酸涩感压下去，然后打开手机上的购票软件。

  她盯着电子设备屏幕上那些冰冷的数字看了很久，最后退出购票软件，打开了通讯录。

  电话接通后，苏雨桐的声音恢复了惯有的专业和冷静，仿佛刚才那个在亲情面前脆弱不堪的人不是她。

  “我想问一下，医院能不能提前三天办理住院？我想早点过去做各项术前检查，顺便就在医院附近住下，也方便一些……”

  张医生在电话那头说能提前住院，但需要说明的是，提前住院的床位费医保可能不报销，需要完全自费。

  她一项项计算着时间，计算着费用，计算着术后恢复需要请多少天病假，计算着如何向领导解释。

  不愿意让她借住，不愿意承担任何额外的麻烦，甚至连最基本的陪护意愿都几乎没有。

  那句“你要是实在需要人陪，姐姐想想办法”说得多么勉强，多么敷衍，仿佛来医院看一眼都是一种沉重的负担。

  有些血缘纽带，捆住的只有善良的那一方，而另一方早已在生活的算计中学会了如何轻松挣脱。

  她盯着那个设置看了很久，手指悬在屏幕上，指尖微微颤抖，终究是没有点下去取消。

  也许手术前姐姐会主动联系她，说家里有地方了，让她过去住，哪怕只是客套一下。

  简单的几件换洗衣物，洗漱用品，充电器，充电宝，还有一本买了很久却没时间看的书，用来打发住院时的无聊时光。

  行李箱不大，二十四寸，她一个人就能拎得动，这些年她早已习惯了独自负重前行。

  那时候姐姐在车站送她，红着眼睛对她说：“雨桐，你去大城市好好闯，姐姐在老家给你守着家，何时累了就回来，姐姐永远是你的退路。”

  苏雨桐用她那半在广州租了六年房，搬了四次家，从城中村到老旧小区，再到如今这间离公司稍近些的一室一厅。

  现在，连“累了就回来”这句温暖的承诺，也成了记忆中一句轻飘飘的空谈，再也落不到实处。

  房间里很安静，只有行李箱轮子滑动时发出的细微声响，以及她整理衣物时窸窸窣窣的声音。

  电视里正在播放一部家长里短的家庭伦理剧，姐妹俩为了争夺父母留下的一套房子和一笔存款反目成仇，在法庭上吵得不可开交，互相揭露着对方最不堪的往事。

  她看着屏幕上那两张因为愤怒而扭曲的、却又依稀看得出相似轮廓的脸，突然就笑了出来。

  笑着笑着，温热的液体就从眼眶里丝毫没有征兆地涌了出来，顺着脸颊迅速滑落，滴在手背上，留下一点微凉的湿意。

  最后她索性不擦了，把脸埋进膝盖里，任由眼泪无声地流淌，浸湿了一小片家居服的布料。

  没有第二个人会看见她的脆弱，没有人会问她为什么哭，没有人会给她一个安慰的拥抱，更没有人会心疼她的委屈。

  不知道哭了多久，直到感觉眼睛肿得发疼，胸口也因为压抑的抽泣而有些闷痛，苏雨桐才终于抬起头。

  她站起身，脚步有些虚浮地走到卫生间，拧开水龙头，用冷水一遍遍地冲洗着脸。

  眼睛红肿得像核桃，脸色苍白得没有血色，头发也有些凌乱，整个人看起来憔悴不堪。